中国存储往事

文 | 财经无忌，作者 | kiki 2016年，中国存储行业发生了两件大事，两座相隔三百多公里的内陆城市以一种奇妙的缘分相遇了。 没人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它们会成长为让其他城市艳羡的产业高地。 这一年的3月，总投资240亿美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正式落地武汉光谷，现场热闹非凡，当地媒体通稿这样形容： “这是我省建国以来最大的单体投资高科技产业项目”。 4个月后，长江存储成立，它瞄准闪存战场，日后将成为中国存储双雄之一。 同一年的合肥，另一位存储双雄、专注内存的长鑫存储也成立了。5月，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和合肥经开区的领导讨论起本地存储项目的发展规划。 他们中，一个曾和武汉一起争夺国家存储器基地的选址，另一个是创业初期就怀揣着“做中国存储第一”野心的半导体人，曾计划以65亿元的价格收购做车载存储的北京矽成，但最终折戟沉沙。 两个“失意人”很快一拍即合。 这一年在中国存储江湖里，被称为“中国存储自建元年”。 十年后的今天，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均开启IPO冲刺，也是这一年，全球存储进入超级周期，三星、海力士、美光等全球存储巨头赚得盆满钵满，新闻里连海力士的工资都上了热搜。 武汉、合肥两座存储之都，就这样走入人们的视野， 有人说它们赌赢了。 但存储向来是一门残酷的游戏，中国存储的漫长突围，又何止是十年？又何止是两座城、两个企业？ 看似逆袭的爽文剧本，背后皆是城市资源倾斜、产业资本押注、顶尖人才集结的漫长蛰伏与艰难突围，从无捷径可言。 这是无数城的尝试，无数人的复仇、接力和沉浮。 1、星星之火的试错 中国存储芯片的原点，本不在武汉和合肥，荣光属于北京和上海两座半导体重镇。 时间拨回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采用我国第一个半导体器件生产厂“109厂”的技术，试制出中国大陆第一块1KB DRAM，比英特尔晚了五年，距离美光成立还有三年。 109厂旧址、北京市东城区大取灯胡同3号 同一时期，上海的半导体产业与北京并驾齐驱，上海无线电十九厂与北京的东光电工厂（878厂）被称为中国IC产业中的南北“两霸”。 以北京和上海为原点的实验室试错，给中国存储埋下了火种。 那一代的科研人白手起家，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实验设备”的年代里，硬生生地为中国存储芯片的突围闯出了一条道路。 但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完成科研任务的北京和上海，距离存储产业化的道路，竟如此艰难。 907（绍兴）、908（无锡）工程相继遇到诸多问题，大快好省的战略导致建设周期过长，国内存储芯片的研发和设备制造几乎处于停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存储决定用市场换技术，与外国存储巨头合资成为了重要方向。 日本存储大厂NEC来了。它一边和首钢合资成立首钢NEC，在1994年量产4Mb DRAM；另一边在上海和华虹合作，上海背靠909工程，华虹NEC建设了中国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并实现内存的成功量产。 上海华虹NEC鸟瞰图 但我们说了，存储从来都是一门残酷的游戏。 此时韩国存储厂商抓住机会，豪赌国运，到了1998年韩企的内存市场份额已超日企，随后，NEC和日立合并内存事业部为尔必达谋求生存，此后又再度破产。 无奈之下，首钢只能回归钢铁主业，华虹也转做代工，但北京和上海研发、建厂、合资的失败经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半导体制造人才，当然这是后话。 2、武汉，争来的存储布局 存储产业化的旗，能被武汉接过来，某种程度上是这座低调的城市争来的。 谈到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的从0到1，都绕不开一家公司： 中芯国际。 2000年，国务院发布的“18号文件”引发了第一批芯片创业潮，也是这一年张汝京回国创办中芯国际，武汉政府开始筹划发展集成电路相关产业。 武汉的想法很迫切、也很简单，作为中心城市，传统产业以钢铁为主，急需找到未来十年的新产业引擎，为此，武汉主政者超前瞄准集成电路产业。 “如果不做这件事，在中国未来半导体产业的版图上，就没有湖北武汉的名字。” 华中科技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邹雪城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提到。 用了两年时间，武汉先后寻找10多家国内外知名芯片厂合作，一次偶然机遇，他们邀请了中芯国际高层来武汉考察，最终双方决定在2006年成立武汉新芯，由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高新三级政府出资设立，旨在建设中部地区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成立初期，由中芯国际全流程托管。 武汉新芯 但好景不长，在武汉新芯2008年投产的关键阶段，金融危机爆发，半导体进入下行周期，自出生就遭遇重创，令人始料未及。 为了活下去，武汉新芯只好借助外来力量，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为美国闪存厂飞索代工，但飞索随后破产，武汉新芯又陷入绝境。 而同为难兄难弟的中芯国际，也无法继续对它注资，台积电、美光等半导体巨头在此时又看中武汉新芯，决定抄底。 但武汉政府坚持了下来，决定自主发展武汉新芯。 2011年，双方成立合资公司，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新芯，武汉东湖开发区又力邀原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任首席执行官，他曾在英特尔公司有过十多年的工作经验。 在新任CEO和武汉国家队的支持下，武汉新芯拿到了兆易创新等重要客户的订单，直到2014年国家大基金开启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领域的第二次大投入，武汉决定在存储领域“再搏一次”。 武汉新芯生产车间 国家存储器基地就是武汉争来的。 据当时媒体报道时任武汉市市长万勇一上任，就来到东湖高新区专题调研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并当即拍板在全国两会上向国家提交议案。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万勇恳请国家支持在武汉落地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又拜访工信部的分管领导。 但很快“国家存储器基地正在选址”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合肥等地都相继加入了竞争，据后来的政府招商人员回忆，在基地落地武汉近三年时间里，几乎每周都要跟随领导赴京。 可能是湖北人这股不服输的狠劲，最终国家存储基地选定在武汉启动，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国家大基金、紫光集团和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了长江存储。 这是长江存储的起点，没有热血爽文，是争来的坚持。 3、合肥，“赌城”顺势而为 在武汉终于等来“国家队”的青睐时，此刻的合肥则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凭借着对“面板一哥”京东方的投资，“赌城”合肥一战成名，用占当年财政收入近四成的“投资捡漏”故事，日后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合肥模式”。 合肥在京东方实践了一种“用股权投资的思维来做产业导入、再用投行的方式做产业培育”的机制——大笔股权投资拉动项目落地，然后再择机推出，获得收益重新投入。 京东方 据媒体「新财富杂志」的统计， 合肥国资三次投资京东方的账面收益或达到140亿元，收益率超120%。 投资京东方不止是让合肥赚到了钱，而是更能看到产业的短板，合肥本土产业家电制造想要升级，不仅需要屏，更需要芯，合肥看到了智能家电对芯片需求也越来越高。 2020年，合肥的领导用了一个成语这样形容新兴产业布局：芯屏器合（心平气和）。 因此， 存储芯片对合肥来说，不是豪赌，而是顺势而为。 一位半导体投资人提到，在2016年左右，合肥就在引入很多半导体产业人士作为招商顾问，政府的招商人员也在积极承接上海、北京等芯片重镇溢出的项目。 在和武汉争夺国家级项目中落败后，合肥也没有给自己喘息的机会。 同年5月，合肥506项目开始酝酿，是迄今为止安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