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访谈｜我的红军裁缝父亲

2026年9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上，一台手摇缝纫机，吸引了观众目光。 黑色机身，铜质摇把，金色花纹。它安静地蹲在展柜里，展签上标注着一行小字： “红军裁缝”葛接调挑着四五十斤重的德国“飞人牌”手摇缝纫机随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 很长一段时间里，葛江洋对父亲葛接调的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我父亲长征的故事很简单。一个是二万五千里从头走到尾，一个是带了一台缝纫机，做了裁缝。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没有。” 在这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远征中，父亲那一页的主角，是一台缝纫机。 很多年后，葛江洋才慢慢明白，父亲这一生真正值得讲的，从来不止于此。 (一) 故事，起源于赣南群山的褶皱里。 1913年，葛坳乡牛颈村添了个男娃，取名接调。 6岁丧父、家徒四壁，姐姐被送去邻村做童养媳，母子俩靠乞讨为生。9岁那年，母亲将他送进县城学裁缝，只为“混一口饭吃”。 扫屋、倒夜壶、穿针、递布……葛接调从最琐碎的杂活学起。十五六岁出师后，他回了村。 2005年葛江洋第一次回老家，村里有老人还记得：“你爸是葛裁缝，高高的，帅帅的，手艺不错，人也很仗义。” 这里，是父亲最初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葛江洋曾问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老人回答得很干脆：“抗租子”。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是当时赣南普通老百姓的凄凉境遇。当年，葛接调家的房子也被迫用来给地主抵债。 1928年，于都桥头乡，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撕开了如磐暗夜。葛接调也放下针剪，拿起刀枪，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 “我父亲后来常说，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有活路。” (二) 1929年，葛接调随红军转战福建。打下长汀县城后，红军筹得部分军饷，接收了一批缝纫机和布匹。 当时，红军还没有统一的军装，战士们的穿着五花八门：有缴获的敌军制服，有的穿短打、学生装、长袍马褂，甚至有人衣不蔽体。前委当即拍板：就地组建临时被服厂，赶制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 “父亲说过，红军要成立被服厂，问有没有会做衣服的人？他就主动要求参加，回到老本行，又做起了裁缝。” 一个乡下裁缝的手艺，被用在了改天换地的大事上。这套军装整体呈灰蓝色，中山装、西装裤、八角帽。因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前委便决定把军衣的红领章缀上黑边，以表纪念。 四千套军装，就此成型。 多年后，葛江洋问：“当时您做了几套？”父亲答得平淡：“都是分工作业，我主要负责上领子、上袖子。” 上领子、上袖子，是手工裁缝最见功力的两道工序。 换上新军装的红军队伍，接受了隆重检阅。阅兵式上，将士们队列整齐，士气如虹，可葛接调身上穿的，仍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 “父亲说，当年军装数量有限，紧着前线战士穿，他是干后勤的。他的语气里没有委屈，只有坦然。” 上世纪80年代，葛江洋在部队工作，领回了“85式”新军装。父亲盯着看了半晌，“你们现在领章镶金边，我那时候做的军装镶黑边。”葛江洋当时还感觉很奇怪，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其中缘由。 (三)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中央红军踏上征途。葛接调挑着一台缝纫机，走在这支队伍的行列里。 他也想“扛枪”。 “出发之前，看有战士领到枪，也去要，结果他们不给，说‘你是裁缝，给你台缝纫机’。” 一边放着缝纫机，一边放着蜡线、油壶等配件和行囊，葛接调挑着一条扁担，踏上了征途。除了“跟着走”，他还在行军和作战的短暂休整时，转起缝纫机，给战士们缝补军装。 雪山脚下，葛接调怕凛冽寒风冻住机油，便把缝纫机用油布包裹好，死死捆在背上，手里攥着扁担，一步步往上爬。 “我父亲很自豪，说自己身体好，爬雪山时还能帮别人一把。” “我父亲感慨，人家遇见水坑，一蹦就过去了。他抱着这缝纫机，跳不起来，只能绕着走，说不好哪一步脚底下是路，哪一步脚底下是沼泽。” 新中国成立后，邻居家新买了一台缝纫机，请葛接调帮忙调试。他凑近一看，眼睛倏地亮了：“这就是我长征路上挑的那个牌子的缝纫机，一个人身上插着两个翅膀。不过，我那台缝纫机没有腿(踏板)，靠手摇。” 那是一台德国产的“飞人牌”手摇缝纫机。 葛接调和他的战友们没有翅膀，却靠着一双双“铁脚板”，走过二万五千里传奇征途，在黑暗里走成光。 有人问他，长征路上那么苦，为什么不把缝纫机扔了？ “乱弹琴！” 这是葛接调的习惯用语。 “缝纫机就是我的枪，战士能把枪扔了吗？” (四) 长征结束后，葛接调先后担任八路军总后勤部被装科科长，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被服局局长、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3年，阔别二十多年后，葛接调终于回到了家乡牛颈村。 等待他的，却不是团圆。 “姑姑告诉父亲，‘你参军走了以后，我们家就被人欺负，母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了’。姑姑还掏出了一件血衣，那是当年奶奶死后，她偷偷藏下的。”葛江洋回忆。 葛接调浑身发抖，从同行的警卫员身上拔出枪，朝天连放数枪。 砰……砰……砰…… 故乡，变成了“望乡”。 听闻葛接调回来了，乡亲们带着孩子们涌来：“这就是当年谁谁家的孩子，他父亲就是跟着你走的。现在你回来了，他们的父亲在哪？” 当年跟随葛接调一同参军的，还有同村62名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能打听到下落的，只剩两人。 “这时，我姑姑拉过一个孩子，名叫葛燕伦，‘你跟着部队走了以后，也没个音讯，母亲以为你也不在了，就临死前做主将他记在你名下，给老葛家续个香火。’” 葛江洋听母亲讲，当年她想把葛燕伦接到东北，父亲却摇了摇头。 “不是不想管，是无法面对。村里那么多红军后代，如果他带走了这一个，那些孩子们怎么办？”活下来的人，也有自己的亏欠。 靠着葛接调的汇款与族人的帮扶，葛燕伦在牛颈村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葛燕伦的儿子葛九长，对从未谋面的爷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妈妈就会给我讲爷爷的故事。” 葛九长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他那一代人，太苦了。我很崇拜，但也很心疼他。” (五) 在葛江洋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很轴”的人。 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葛接调与东北军政大学女学员何洁相识。 “我母亲叫何洁。她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她说，‘我参加革命，要追求真理。何为清洁？我要找到一个洁白的人生’。” 一个是大字不识的江西老表，一个是书香门第的东北才女，命运的针线，将两人巧妙地穿引在一起。 葛接调喜欢何洁，却苦于不会写信。好战友看出了葛接调的心思，就出主意：“你口述，我执笔”。 一封封由战友代笔的情书，送到了何洁的手上。何洁展卷一读，觉得这个老红军很不错，朴实，有文化，也提笔回信。一来二去，两人定情。 谈婚论嫁时，葛接调坐不住了。他把何洁约出来，闷了半晌，说了实话：“那些信，不是我写的，是战友帮我写的。话是我心里想说的，但我不识字，写不出来。我不能骗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何洁没有后悔。 “我母亲其实是被我父亲的人格打动的，她觉得这个走完长征的男人‘靠得住’，‘那就认了吧’。” 在葛江洋看来，母亲不是认了几封信，而是认了一辈子。 “她总说，你爸管了一辈子军需，没有穿过绫罗绸缎；他管吃管喝，自己没有吃过山珍海味。他真是个裁缝，一个心眼一根筋，一根蜡线一根针，就是个死心眼。” 一根蜡线，穿进针眼，拉过去，从此一条路走到底。那是裁缝的手艺，也是葛接调这个人的活法。 (六) 江西牛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