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60周年：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

Getty Images 历史事实和大量学术研究显示，共产政权国家的每一场运动常常伴随着可怕的政治暴力与“集体杀戮”（包括国家恐怖、清洗、镇压、强制劳动、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死亡等），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然而，“文革”时期的极端暴力与“集体杀戮”，是一段极力被掩盖和扭曲，世人所普遍忽视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文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深入，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集体杀戮”历史也开始浮现出来。 这些研究不仅对文革时期的死亡人数有了更接地一些的估算，更有助改变人们对文革的一些错误认识：文革时期造成死亡最多的不是人们最熟知批斗，而是基层发生的血腥的“集体杀戮”。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BBC中文特别采访了宋永毅、苏阳与程映虹三位学者，对此现象深入解读。 其中宋永毅认为，文革不太可能重现，但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文化，文革仍在进行。苏阳则说，人们要时刻警醒。 文革中至少爆发11起“集体杀戮” 谈起文革中的暴力，文学影视作品中通常出现的是文革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场面。然而这些年随着文革绝密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发现，文革时期大部分死亡并非源于批斗，而是至今被中国政府的竭力掩盖的“集体杀戮”，而这种杀戮往往发生在基层和农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介绍说，过去十几年，一些机密档案和“集体杀戮”资料陆续被带到海外，公之于众，如广西文革和湖南道县的机密档案，以及像何清涟、遇罗文、谭合成、郑义、启之等人的调查报告和民间记录。 2016年和2017年，宋永毅、程鹤和他们的团队收集整理、编辑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及续编、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等资料，包括《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陆续出版，文革中的大屠杀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此后不断有新的历史资料出现，证明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据1984年广西自治区“处遗办”的统计，全区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官方核实武斗致死仅为3,000至4,000人左右，约95%以上的死者是在非武装冲突状态下，被“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这也是广西文革屠杀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文革时期“集体杀戮”的最典型代表。 目前鲜有声音质疑这些民间史料的真伪。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武宣、武鸣等县发生了非饥荒背景下的“人吃人”现象，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此类事件。官方机密档案《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记录有名有姓或有统计的被食者至少有302人；另有民间调查，指有名有姓的被害人为421人。 参与食用或杀害后剖腹取肝的人数估计达数千甚至上万人。然而官方的相关调查和统计，始终处于保密状态。 宋永毅说，文革中这样的大屠杀至少有11起，大约分为三类，第一是军队对平民的直接杀戮，如青海军区1966年2月23日对占据了《青海日报》的“818”造反派的剿杀和1975年春昆明军区对沙甸回民的“平叛”。 第二种是阶级灭绝式杀戮，由基层的武装部军人、党组织、基干民兵对所谓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 第三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如内蒙古借深挖“内人党”对成千上万蒙古族群众的残害便是典型。有时，这三种类型也混合出现，宋永毅说。 就源发性而论，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在1967年8月。而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他解释说。 Getty Images / 红卫兵对“黑五类”抄家批斗，手法残忍；被批斗的人被戴上高帽、颈挂写上罪证的大字牌罚跪。 对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建立了“县志资料库”（1998-2010），通过对2200多本地方志进行大规模的量化处理，建构大规模的资料库，揭示了文革动荡在全国的时空演变，成为研究文革基层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当时师从于魏昂德，他不仅是这个资料库最核心的成员之一，更是最早利用资料库资料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誉学界的《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 苏阳利用1530本县志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采访，分析了广西、广东、湖北三省的农村“集体杀戮”的动态过程与发生机制。 苏阳说：“县志由地方政府编撰，并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关文革暴力的记录偏于简略，甚至隐瞒。即便如此，根据广东、广西两省的县志整理出来的图景，还是触目惊心。” 通过数据和统计模型进行文革研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更精准地对“集体杀戮”进行描述。如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成果便是对文革死亡人数的估计。 文革死亡人数，一直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一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估计，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2.8万；另一个经常被引用，是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的说法，称文革中超过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叶的说法却无从通过官方途径考究。 基于1,530本县志中提供的资料，苏阳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农村的死亡人数介于492,000至1,970,000之间。基于2,213个县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间死亡人数约110万至160万，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约2,200万至3,000万。 同时，来自这些县志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集体杀戮”。曾席卷全国，尤其是广西省和广东省。 在这两个省份，超过半数的县曾发生过“集体杀戮”。县志中显示的“集体杀戮”的时间点也可以推断出文革中绝大多数的死亡是由于杀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导致。 谁该为“集体杀戮”负责 宋永毅说，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这十多起大屠杀惨案无一不是各级国家机器行为。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共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文革中，凡动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须有中央军委甚至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如中共党内关于广西大屠杀的机密文件也承认，广西杀人多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害的。” “当然在每一个集体杀戮事件里，施害的国家机器的级别层次和它们发挥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划和组织，有的是积极参与，有的则是纵容预设，”宋永毅说。 他说，哪怕是广西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据机密档案的记载，绝大部分的“吃人案”不仅是代表中共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亲力亲为，还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对“人吃人”风潮的间接支援和直接纵容还来自权力的更高层面。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集团从没有支援过吃人，甚至也有过反对极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们仍难辞其咎。” 与宋永毅从国家政策、高层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体杀戮”不同的是，苏阳则选择从“社区视角”更为动态和微观地看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来自国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为杀人者？“集体杀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发生？ 苏阳认为，这些“集体杀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现的，而不是预先策划的结果，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 “我提出的社区模型，也就是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灭绝政策的条件下，灭绝杀戮仍然可能发生了，即所谓邻居杀邻居的现象。这一点，文革农村的‘集体杀戮’体现得明显。延依此模型，进而可以对历史上的重大屠杀事件找到新的发现。” 他说，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国，很多迫害和杀戮，其实不是国家组织进行，而是公民自发而为。卢安达的屠杀虽然有政府号召，其实施过程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