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千万台相机卖到全世界，一共分几步？

文丨镜相工作室，作者 | 杨述，编辑丨叶绘 对王来春来说，1000万台不算什么。 她创办的立讯精密去年营收3323亿元，有3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员工。每天，数以万计的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源源不断地从流水线上诞生，覆膜、装箱后发往全球。仅无线耳机一个品类，立讯精密月产量可达数百万台。 但在9月17日，王来春专程出席了一场“1000万台产品下线”的仪式。 当王来春开始说话，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因为大家知道“大姐”不会平白无故来到东莞的工厂。 王来春有些哽咽。她说自己看到了很多在立讯精密工作二十年，如今却许久未见的员工。现场有立讯精密300多位一线员工，中间是将近一人高的蛋糕，顶端放着影石的云台相机Luna Ultra，横向排布的双摄像头像《机器人总动员》里的机器人瓦利，正与工人们点头致意。 这是影石相机累计出货量1000万台的下线仪式。影石创始人刘靖康也在现场，他穿着影石文化衫，背包上还挂着Hello Kitty的玩偶。 立讯精密的厂房内，大家正在庆祝影石创新累计1000万台相机出货。图源：受访者 2020年开始和影石合作时，立讯精密一个月只代工几千台影石的相机，就像水滴在沙漠里蒸发一样悄无声息。 过去四年，立讯精密工厂里影石的产线从最初的一条增加到五条，三四千名工人在为影石工作。每天，8000到10000台影石相机从产线走向仓库，再流向全球。每天的成品相机和元器件，可以堆满47.6个篮球场。影石用11年完成了1000万台出货，而其中470万台相机，都是过去一年（25年7月-26年6月）里完成的。 为什么立讯精密这家全球消费电子的龙头企业，会如此重视1000万台影石的相机？ 《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图源：网络 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Why China Can’t Innovate（为什么中国无法创新）》？ 而就在2026年，1000万台相机下线两天后，影石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时代广场开了第一家旗舰店。中午十二点开业，凌晨两点就有顾客来排队，到中午已经排了近千人。外国消费者说“以前经常在中央公园附近骑行，那时大家都在用GoPro，而现在，大家几乎都转向了Insta360。” 影石相机从0到1000万的十年，也是中国制造巨变的十年。得益于一千万台相机的关键节点，影石背后一向神秘的芯片、传感器、电池等供应链公司主动站到台前，讲述自己亲历的十年风云变幻。很多人在消费电子的供应链工作了二十年，甚至十几年前就认识大学刚毕业的刘靖康。他们所有人的记忆叠加，回答了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制造”不再是山寨和廉价的代名词？这是怎么发生的？ 影石创新供应链企业庆祝第1000万台影石相机出货。图源：网络 旧秩序松动 2014年，香港的某个电子展会的最后一天上午，半导体公司安霸深圳分公司团队正在撤摊。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跑过来拦住他们。他手里攥着一个VR设备，说要给他们看一段演唱会的效果视频。安霸的人戴上眼镜，觉得“impressive（印象深刻）”。 这个年轻人是影石早期的团队成员。他说这是用团队研发产品拍摄的，他知道安霸在跟GoPro合作，想谈谈。 安霸的人告诉他，回深圳再聊。他们后来在手机上搜索刘靖康，发现他已经小有名气： 2012年他还在南京大学读书，从一段记者拨打周鸿祎电话的采访视频里听出了按键音，用软件把周鸿祎的手机号破译了出来。周鸿祎本人在微博上证实了这件事。大学毕业后，刘靖康到深圳开始创业，做当时刚兴起的全景相机。他给公司起了一个英文名：Insta360，也就是即刻拍下360度的照片。 大学时期的刘靖康。图源：网络 安霸是一家美国的半导体公司，2007年便在中国上海和深圳设立了研发中心。它最出名的客户，是火极一时的GoPro。2014年，这家美国运动相机公司上市，2015年创造了公司史上最高的业绩。安霸为GoPro提供芯片，从GoPro只有几个人的时候就开始合作。 但2015年之后，GoPro的增速在放缓，安霸也在找新的出路。 GoPro的镜头模组代工厂东莞能率的困境更具体。这家公司于1965年在中国台湾成立，最早做的是日本佳能事务机器的台湾代理。后来日本佳能（Canon）要进中国大陆市场，需要一个中文名，发现“佳能”两个字已经被它注册。而后日本佳能把它的中文名买走，“佳能企业”后在大陆设厂，名为“能率”。 巅峰时期，它曾为全球三分之一的卡片数码相机代工，日系相机品牌们几乎都是它的客户。能率的光学技术也是在和日系品牌的合作中，积累下来的。 卡片机的品牌大多来自欧美日韩。图源：网络 但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开始普及。根据日本相机影像产品工业协会的数据，全球数码相机出货量从2010年约1.22亿台见顶，此后连续六年下降。能率判断，卡片相机的市场未来一定会萎缩。 而困境还不止于此。2017年开始，能率的很多欧美客户提出产线转移到海外。2019年，某美国相机公司找到能率，想要把整机制造交给他们，但留下一句话：“你要接我们的单，其他品牌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你们怎么选择？” 一面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运动相机抛出的橄榄枝，另一面是国内品牌已经在做的单子。能率老板果断地说：“我们要为了这一家公司，放弃国内所有客户吗？这是不可能的。” 能率在东莞的工厂。图源：网络 即便是安霸这类外资工厂，也无法再依靠原来的模式。它的一些核心中国客户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2019年后安霸来自中国安防市场的收入面临显著下滑风险。 但中国工厂并不只是被动挨打。做图像传感器的豪威集团，2019年被中国的韦尔股份收购。这家公司1995年成立于硅谷，曾经是苹果iPhone的传感器供应商，后来被索尼抢走了订单。收购方韦尔当时的体量只有豪威集团的一半，韦尔赌的是：中国公司需要自己的高端传感器，不能再依赖索尼和三星。 这两条路，一条是被动求生，一条是主动突围。但指向的是同一个事实：旧秩序里，中国工厂是被选中的那一方——被品牌方选，被订单选，被时代选。旧秩序凝结出的巅峰是立讯精密，他们做组装、做代工，赚的是一件一件的辛苦钱。 现在，旧秩序松动。中国企业有能力，有技术，也都不甘心只做代工。但出路在哪里，还没有人知道。 门外的年轻人 2014年香港那次电子展之后，安霸和刘靖康的团队进行了第一次会面。几位高管对他的斜刘海印象深刻。有人说，你就是破解周鸿祎手机号的那个小伙子，他摆摆手说：“小把戏，小把戏。” 第二次邀约，安霸的三位高管去了影石的办公室。那是在宝安区的一个复式小阁楼，刘靖康在上面办公，桌上摆满机器和开发板。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安霸团队聊产品安排、技术核心，从中午聊到下午三四点。 安霸的人准备离席，影石方还不愿意结束，一位年轻人牵强地挽留道：“四点了，要不我们一起吃顿晚饭吧。” 对这个初创团队而言，能和安霸这样的大型供应商打好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机会。 这种珍惜并不是单向的。在影石沟通时，几位安霸成员都意识到，这个团队和以前的中国公司都不一样。 安霸提供一款芯片，一般的客户会问这款芯片能做成什么产品，他们讲完后，大多数客户就照着做。但影石团队不一样。刘靖康会问，能不能改一改代码，实现不同的功能。他们的洞察能力很强，很快就能发现全景相机的痛点。 通过算法实现全景相机的隐形自拍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