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不是命运的惩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刘知趣 ，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AI生成 过去的十几年里，“逃离北上广”和“重返北上广”隔不了多久，就会轮番成为热词。 年轻人先是厌倦了大城市的拥挤和高成本，收拾行李回到家乡；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有人因为受不了小地方的停滞与人情，重新购买了返程的车票。两股相反的潮水反复冲刷，恰恰说明了离开和留下，二者都不轻松。 在很长的历史里，离开故土都带着些惩罚的意味。流放、充军、背井离乡讨生活，都是把一个人从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今天，现代性的迁徙固然是自主选择，但“离开即失去”的底色，仍然沉在很多人的感受里。 从数据上来看，流动早已成为社会的常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高达3.76亿，每3个人里就有一个处于“人户分离”。 这意味着，当我们在早晚高峰的地铁里、在排队取咖啡的队伍中、或者在深夜的工位上加班时，身边的人大概率和你我一样，正过着一种被连根拔起、又试图重新扎根的生活。 关于漂泊，我们听过太多疲惫的叙述：没有根、缺乏归属感、逢年过节无处安放。这些感受的确真实存在，但长期停留在“漂泊即受苦”的框架里，很容易让人忽略另一个视角： 离开熟悉的地方，也会在一个人身上，积累起某些被低估的珍贵能力。 从“被安排”到重建“主体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来比喻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远近排列的社会网络，被称为“差序格局”。 在这个格局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清晰的范本：什么时候成家立业、如何待人接物，都是由熟人社会的眼光和闲言碎语共同维护。这种结构提供了安全感庇护，也施加了看不见的束缚。 在县城，当一个人做出偏离常规的选择：比如三十多岁不结婚、辞掉稳定的工作去旅行，不参加亲戚间的聚会，等待个体的往往是整个关系网络的评价与规训。费孝通说，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建立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几乎始终是活在他人的注视之中。 离开家乡，意味着从这张密不透风的关系网中挣脱出来。但随之而来的焦虑也真实的存在，没有了默认的参考系，同样也失去了那些难以言说的庇护。 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中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当社会从“固态”走向“液态”，那些曾经由集体承担的规范和保护会一并松动，个体被迫自己去建立生活。鲍曼将这个过程称为“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身份从一种“给定的东西”，变成了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年轻人过年在老家会感到很窒息，回到逼仄的出租屋里反倒能睡个好觉。这种感觉并不是生活真的变轻松了，而是终于可以由自己来做主了。吃什么、穿什么、什么时候起床、和谁交往、如何度过周末、追求怎样的人生意义，这些在熟人社会里被预设好的规则，离开家乡后会被逐一交还到个体的手中。 所谓的主体性，就是一个人作为行动者自主定义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就是在这类“不得已”的处境中被重新建立起来的。 跳出单一的认知看既定的规则 漂泊带来的另一重馈赠，是视野的真正打开。 旅行和迁徙的意义，通常会被简化为“看风景”。但真正深刻的体验，几乎都来自对人文差异的直接感知。 当见过了不同的城市如何组织公共空间，不同的人群如何理解家庭与个人之间的边界，不同的世代如何定义成功与幸福，个体会逐渐意识到一个社会学的基本洞察：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规则、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并非天然如此，而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结构下的产物。 每一次对不同生活的看见和理解，其实都是在拓宽个体生存的边界。 这种认知的抽离，在代际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贝壳研究院2026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18~35岁的年轻人中，计划在三年内购房的比例，已经从2021年的42%下降到了28%。 年轻人对房子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房子正从“人生必需品”转变为一种可权衡的消费选择。而相比于追求房子的产权和面积，超过一半的年轻人会把通勤效率、生活配套、以及个人的自由度放在首位。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婚姻与生育观念上。当一个人长期置身于多元的生活样本之中，也会更容易理解：有人不结婚一样过得充实，有人选择低成本断舍离的生活方式，有人在任何年龄段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社会学将这种能力表述为“容忍模糊性”与“文化适应力”。 一个见过足够多“活法”的人，更善于在差异中进行协商，也更少被单一的价值观所裹挟。 当你见识过世界的参差，就可以容忍生活粗糙的边边角角。 在流动的关系中建立秩序 离开家乡，为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存下去，个体不得不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和在老家不同的是，这张新网的核心构成往往是“弱关系”（Weak Ties）：快递小哥、物业、租房中介、同事、合作伙伴、一起喝咖啡、出去玩的搭子…… 这些关系的情感浓度或许不高，但信息的差异性极大，能够覆盖不同的社会圈层。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发表的经典论文《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通过对波士顿郊区求职者的实证调查，有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大多数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的关键突破及信息，往往不是来自至亲好友，而是来自那些联系不频繁、交往不深入的“熟人”。 这是因为强关系网络中，成员的背景高度相似，信息高度重叠；而弱关系则像是桥梁，能够连接不同的社会群体，传递个体原本难以获取的差异化信息。 对于漂泊者而言，建立弱关系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极其高级的能力训练。你需要学会和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需要在缺乏情感基础的条件下获得信任、达成合作，需要不断地维护一个松散但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些临时的连接虽然并不持久，但足以维持当下那刻的平衡。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中给出过判断：在当代社会，不稳定性本身已经成为常态。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不确定性训练”，很多漂泊者无意间发展出了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的核心能力：能够在缺乏稳固结构的条件下自己建立秩序、和不确定性共存，在流动性中维持生活的掌控感与心理韧性。 真正的安全感，向来只能在风浪中习得。 结尾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陷入“苦难崇拜”。漂泊带来的结果，因为资源、环境与个人处境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赞美漂泊所塑造的能力，但不能因此美化制造漂泊的结构性不公。 然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普通人而言，将自身的处境苦难化，并不会让生活本身变得更好。如何看待一段经历，本质上也是一种能力。 背井离乡带来的成长是痛苦的，它剥夺了旧有的安全感；但它也是深刻的，迫使个体发展出更适合现代社会生存的特质：自主性、批判性思维、文化适应力、以及在不确定中建立秩序的勇气。 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言：“船停在港湾里最安全，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社会已经流动起来了，并且不会回头。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选择勇敢融入流动的漂泊者，或许恰好是最早学会游泳的那批人。 本内容来源于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虎嗅立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 hezuo@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