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访谈火力全开：“AI十年内灭绝人类”完全错了

文 | 字母AI 黄仁勋对“AI减速”的反对，比先前放出的采访片段更加尖锐。 前几天，CBS提前释出的专访片段已经亮明了他的态度。面对是否应该放慢AI发展的提问，黄仁勋回答：“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这句话，直接回应了近期硅谷不断升温的减速呼声。 这轮争论中，提出减速的，恰恰是站在AI研发最前沿的人。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迪本月发文，呼吁放慢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为安全研究和风险防范争取时间。OpenAI CEO萨姆·奥尔特曼随后公开表示赞同。 当AI开始参与下一代AI的研发，他们担心，能力增长正在把人类理解和控制这些系统的速度甩在身后。 黄仁勋早已站到了这场争论的另一边。9月14日，在All-In峰会上与特朗普现场通话时，他就公开表达了反对AI减速的立场。而这次专访，让外界看到了他更完整的理由，以及他对减速倡议者更不客气的评价。 昨晚，这次专访长达46分钟的完整版上线，黄仁勋在其中可谓火力全开。 黄仁勋不仅坚持AI应在不交付不安全产品的前提下尽快发展，还进一步质疑部分企业呼吁监管的动机：在他看来，现有法律已经规定了企业应当承担的责任，“世界末日”的叙事，反而可能成为它们寻求免责的理由。 “他们实际上不是在要求制定更多法律，而是在要求不受我们现有法律的约束。” “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 采访一开始，记者提及两类声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的负责人呼吁控制前沿AI的发展节奏，一些吹哨人则警告，人类可能在十年内灭绝。面对这些说法，黄仁勋先承认了安全开发的必要性。 “AI技术非常强大。它当然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可能被用于糟糕的用途。因此，我们在开发这项技术时，必须确保安全。” 但对“十年内灭绝”的论调，黄仁勋显得深恶痛绝。 “不会，那完全是错的。这种叙事很戏剧化，会吸引很多关注。当然，它显然已经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我认为，归根结底，他们非常在意产品能否被安全地构建出来。” 在他看来，前沿AI公司正在经历从实验室研究走向大规模产品交付的转型，安全工作的投入也需要随之调整。 “这些公司正在从努力让技术奏效的实验室，转变成产品公司。事实上，连‘实验室’这个称呼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它们在最初的十年、十五年里一直从事研究，而现在，几乎就在过去六个月里，整个行业突然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和扩张的阶段。” “他们正在从实验室转向工程开发，必须把更多研究工作、更多研究人员和更多算力投入安全。” “任何行业在初期，大部分工程力量都用来让产品运转起来。等产品成熟、进入社会后，大部分工程力量实际上会投入验证、测试、评估、基准测评、确认是否符合标准，确保交付的产品可靠、按预期运行，并兑现产品所作的承诺。” “所以，在眼下这个转型阶段，他们需要将大量能力转向AI安全，这是非常合理的。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围绕这件事进行的那些戏剧化表达没有必要。坦率地说，太过戏剧化，也不负责任。它们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科学依据。” 黄仁勋一再区分安全关切与末日叙事： “这种说法是错的，因为它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的担忧没有错。我想明确一点，从根本上说，这种担忧没有错。” “这和我刚刚乘飞机来到这里没有什么不同。我很庆幸，整个航空出行的生态和行业都认真对待安全，有那么多人昼夜不停地为此工作。从事航空公司安全、飞机安全和航空出行安全的人，比研发新型飞机的人还要多。所以，这很合理。我们只是在经历同样的过程。” 到了采访后半段，记者提起特朗普将“AI可能毁灭人类”的担忧称为一场“骗局”，并数次追问黄仁勋是否赞同这个定性。黄仁勋没有直接采用“骗局”一词，但对传播末日预言者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有人在美国各地散播世界末日的恐惧，而且是由那些人来这么做，我觉得说不通。所以他们一定另有所图。也许是政治原因，也许是别的原因；也许只是为了吸引关注，甚至是为了获得一次与你的精彩采访。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无论怎么形容，2030年都不会是世界末日。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为零。我认为，吓唬人没有必要，也不负责任。” 至于行业是否应该放慢脚步，黄仁勋的立场依然明确： “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不管其他人怎么做。” 同时，他也反复强调了速度的边界。 “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前进，但不能超过我们应有的速度。如果这意味着牺牲安全，那就不行。” “我们会尽可能快地前进，但绝不会、也绝不应该在产品尚未准备好时就交付，或者交付不安全的产品。没有人期待我们这样做。但所有人都期待我们取得成功，帮助美国尽可能繁荣。” 有些公司要求监管，反而是在“逃避责任”？ 既然黄仁勋认为AI公司必须把更多资源投入安全，为什么又反对新增监管？记者以食品和航空业为例追问：AI为什么不需要一个相当于FDA或FAA的监管机构？ “在制定新法律、新监管之前，先执行现有的法律和监管。”黄仁勋反问：“缺的到底是什么？告诉我缺了哪一部分。” 他把讨论拉回近期发生的安全事件：“一家实验室发生了四起网络安全事件，另一家又发生了几起。处理这些事件，已经有不少法律可以用。我们有针对网络安全和未经授权访问的法律，有损害赔偿责任，也有产品责任。” “如果你的产品造成伤害，如果它没有达到你承诺的表现，或者你与客户签订了服务水平协议，都有相应的法律。我的意思是，先执行这些法律，不要让‘末日叙事’成为某些人摆脱现有法律责任的理由。” 随后，他说得更尖锐了一些： “仔细看看他们的言外之意。他们实际上不是在要求制定更多法律，而是在要求摆脱现有法律的约束。” 在黄仁勋看来，安全事故首先要求企业改进自身的工程措施。“他们的工程师完全有能力认识到，发生过的事件要求他们建立更安全的沙箱，对实验进行更严格的隔离和控制。” “他们需要在测试和评估期间，更密切地监控软件如何运行。如果软件从自己的云端与外部云服务交互，就应该告知相关方； 如果发生事故，就应该公开，让整个行业从中学习，一起改进。” “他们会改进工程能力，在评估、基准测评和测试上投入更多。这是他们从实验室转向产品公司时应该经历的转变。” 英伟达是不是天然不可信？ 那么问题来了，英伟达靠销售AI芯片成长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黄仁勋的个人财富也与之相连。既然如此，公众为什么要相信他对AI安全的判断？ “我们公司的成功，直接取决于产品和服务能否安全部署。”黄仁勋回答，“如果计算机行业不能持续以安全、有效的方式为世界创造价值，我们的价值就会受损。因此，让AI安全地生产并交付给世界，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他把这种立场称为“负责任的乐观”：“我们希望未来人类承受更少痛苦，企业更有生产力，新知识被更快发现。我们想要这些，但必须以负责任、安全的方式去实现。” 这也是他解释“全速前进”时反复强调的边界：“我们应该尽可能快，但不能快过应有的程度。如果正在牺牲安全，那就不行。如果你交付不安全、让人受到伤害的产品，有各种法律可以追究你。” 对于“不能减速，否则会输给中国”的说法，他也没有把竞争描述成纯粹的零和游戏。 “如果中国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对我们也是好事；如果中国发明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对我们也是好事。如果他们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取得领先，而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受益，那同样是好事。” 但他随即强调，美国也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拥有非凡创新者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