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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有钱不爱花,我们可能一直理解错了
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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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冷涂的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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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防冷涂的蜡 中国人到底有多爱存钱? 11月16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恰好有这样的反差:2026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今年前十个月,住户存款增加了8.47万亿元。常见解释是经济不好、担心未来,或者中国人节俭,要存钱买房。这些答案有生活经验支撑,却经不起历史检验。 2000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沿海工厂接订单,企业不断扩建,城市一圈圈向外延伸。按照世界银行同口径历史数据,全国总储蓄率反而从35.6%升到了51.3%。高储蓄最突出的那几年,并非一个处处缺乏增长机会的年代。至于买房,如今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持续调整,2026年前十个月开发投资同比下降21.6%,高储蓄的结构特征仍然存在。 我认为,中国长期的高储蓄,与过去几十年最成功的那套增长方式有深刻联系 。它把大量收入转化成厂房、公路和住宅,也影响着财富先进入谁的账户、最后有多少能成为居民消费。要看清这种联系,先问一句:那些存下来的钱,去了哪里? 中国人存下来的钱,去了哪里? 一个家庭把十万元存进银行,手机里仍能看到十万元余额。对储户而言,这笔钱只是暂时不花;对金融机构而言,它成为经营资金来源的一部分。银行在满足风险和流动性要求的同时向企业放贷、购买债券,企业再拿到融资支付设备款、工程款。储户保留了存款债权,另一端却已经有人开工建设。 融资进入机械厂,可能变成新机床;进入基建项目,变成道路和电网;流向住房开发,变成正在建设的住宅。存款仍记在储户名下,金融体系却把分散资金与投资项目联系起来。最终留下的是能长期使用的资产。 还有一笔钱没经过居民存折。制造企业卖完货,付过工资和各项成本,留下利润。股东没有全部分走,企业便能升级产线或搞研发。企业留存收益与居民未花掉的收入,都构成国民储蓄;其他部门也有各自的积累。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总储蓄约相当于GDP的43%,居民部门大致贡献其中一半。因而,讨论高储蓄不能只看银行里的家庭余额。过去几十年,大量未用于当期消费的收入,经由融资、利润留存和投资决策,支持了机器设备、基础设施与住房等资本形成。 从家庭看,存款是留给未来的购买力;从整个经济看,高储蓄与高投资长期相伴,许多钱已经变成了今天随处可见的生产设施。 可这又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如此多的资源持续投向这些地方? 中国经济为什么如此擅长投资? 今天的工业园区,公路直通厂门,电网、仓库、物流和供应商都在附近。过去却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工厂有订单,却因为电压不稳、货运太慢而交不了货。机器再好,没有路和电,也很难赚钱。 一片空地先通路通电,再建厂房,随后企业搬进来,上游供应商和货运服务跟着聚集。修路要买水泥、雇工人,当年就会产生需求;路修好了,又降低往后很多年的运输成本。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些基础资本。把资源集中投进去,生产效率很快就能提高。 中国逐渐形成一套投资分工:地方推动交通和产业配套,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企业用利润和借款扩产。企业想接订单,地方希望增加就业,银行寻找有还款能力的项目。各算各的账,却能共同推动工业化。 房地产把这套关系表现得更完整。一对年轻夫妻攒首付款,在售楼处签下合同,再用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偿还按揭。他们得到的是住房和一项家庭资产,开发商拿到销售回款,建筑企业收到工程款,钢材、水泥、电梯和家居产业获得订单。住宅还要配套道路、供水和公共服务,土地市场与地方城市建设也长期相互联系。 同一笔购房支出,在不同人的账本里扮演着不同角色。对家庭来说是置业,对建设者来说是一项投资,对相关企业来说是收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新住宅建设主要归入固定资本形成,房屋提供的居住服务才进入相应消费核算。房屋销售额和土地出让收入也不能直接当作GDP,但住房建设确实曾经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看2000年至2008年的数据:总储蓄率从35.6%提高到51.3%,资本形成率从33.6%提高到42.0%,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46.8%降至35.5%。这里下降的是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并不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金额逐年减少。那个年代,经济增长很快,而投入资本形成的资源增长得更快。 今天的港口、公路、工业体系和城市住房,都是长期资本积累的成果。缺厂房、设备和道路时,储蓄与投资能够帮助经济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但这套模式擅长回答“怎样生产更多”,还有一件事没有自动解决:生产出来的财富,怎样变成普通家庭能花的钱? GDP增长了,钱到了谁的账本上? 再看工业园区里一家做零部件的企业。原先十名工人一天做一百件产品,换上新设备后能做一百五十件。假设产品卖得出去,扣除外购材料、能源等中间投入,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提高了。GDP统计会把新增价值记录下来,但十名员工打开工资条,不会发现自己的收入自动上涨50%。 因为一家企业创造的价值,接下来还得分账。员工取得劳动报酬,企业形成经营盈余,生产中还有税费、固定资产折旧等核算项目。企业赚到更多钱,可能涨工资,也可能继续买设备、做研发、偿还贷款或给股东分红。资金留在企业里照样能推动经济活动,却不会立刻成为员工能够在超市里花掉的收入。 用一笔假设的小账看得更清楚。企业新增100万元增加值,其中20万元形成新增劳动报酬,其余归入其他项目。设备添了、利润多了,产出确实增长;员工消费能力却先要看那20万元怎样进入收入。 生产了多少,与居民分到了多少,隔着一道收入分配。 把企业扩大到全国,这道分配依然存在。GDP衡量生产创造的增加值,居民可支配收入还要经过工资、经营收入、财产收入、税收和转移支付等环节才会形成。企业留存更多利润,可能带来下一轮投资;公共部门取得收入,可以用于建设和服务;居民获得收入后,才在消费与储蓄之间做决定。 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显示,2000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65.0%,2008年下降到55.5%。那八年居民收入绝对额快速增加,并没有变穷;只是企业、政府等其他部门所得收入增长更快,居民所占的份额下降了9.5个百分点。高速增长时期,更多资源进入了持续积累和扩张的环节。 同样新增一笔国民收入,更多进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更容易形成当期消费;更多留存在企业,则可能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投资还能创造就业和未来收入,但两条路径的当期消费结果不同。 收入分配也没有停留在2008年。此后居民份额逐步回升,2019年达到60.3%,2021年为59.7%;2025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达到40.0%,比2020年提高。把历史说成居民份额一直下降,无法解释这些变化。但高储蓄和相对偏低的消费占比,依然提醒我们:只观察生产端的繁荣,容易高估居民当期能够支配的购买力。 现在可以看见增长方式的第一层影响: 长期偏重资本形成,能够让工厂和城市快速扩张;而新增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怎样分配,又决定了多少购买力直接进入家庭。 可哪怕居民收入份额继续增加,银行账户里的钱也未必马上变成消费。家庭还有自己的账要算。 钱到了居民手里,为什么还要存起来? 一份工资在企业报表上只是一项成本,到了家庭就分成很多份。这个月交房租,过几个月缴学费,老人做检查,家里的冰箱坏了需要更换。消费并非只发生在工资到账的当天,收入也并非可以任意支配的零花钱。家庭需要在眼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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