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焚毁的余朗朗村

王嘉伟：被焚毁的余朗朗村——幸存者讲述日本侵略者在马来亚暴行｜ 走笔天下 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驱车向东南，穿越曲折山路，大约两小时来到森美兰州名为“知知港”的客家村镇。再往深处走，在知知港中华义山的山坡上，一座橙白相间的纪念碑静立在层层墓冢之间。 “英灵不泯”“浩气长存”八个字刻在碑名“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两侧，下方“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和“一千四百七十四人”的字迹非常醒目。碑顶镌有“世界和平”。纪念碑下，埋葬着惨案死难者的遗骨。距此约一公里外的余朗朗村就是当年惨案的发生地，如今它已不复存在。 ▲位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知知港镇的“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张纹综 摄） 1942年3月18日，日军纵火焚烧，位于密林深处的余朗朗村近乎从地图上消失。 84年过去，能够亲口讲述那一天的人越来越少。从幸存者口述、当地华人社群数十年来搜集整理的蒙难者资料，到日军侵占马来亚期间留下的《阵中日志》，共同构成了这场惨案及相关“肃清”行动的历史铁证。 “日本兵好毒、好毒、好毒” “冇冤伸，哪位有冤伸？”年过九旬的萧招娣用客家话反复念着这句话——“冤无处伸，哪里有伸冤的地方”。 “说起日本兵，好毒、好毒、好毒。”萧招娣微垂着眼回忆道，“我婆婆、姐妹、姑姑，和我阿妈，全家被日军刺死了”。 ▲8月27日，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知知港镇，萧招娣讲述当年经历的惨案。（张纹综 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亚。1942年3月18日，日军从森美兰州首府芙蓉（今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首府）一路北上，来到依山而起的知知港镇余朗朗村。下午，日军封锁村庄出入口，对村民展开无差别屠杀，并纵火烧村。 据当地华人社群统计，当天余朗朗全村约有1474名手无寸铁的平民遇害，村庄近乎全毁。这是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马来亚日据期间，日军制造的单日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 “那天有人来通报说日本兵要来查证件，说‘你们不能走，少一个人的话是要杀头的’。那怎么敢跑？全都不敢跑的。”萧招娣记得，日军哄骗所有村民在村头学校聚集，随后将他们分成每队十几人的队伍带走，他们就再也没回来。 “我怕，我就躲到母亲后面。”当时，她和母亲、其他邻居被带到村里一间屋子，“母亲跪着，（日军）刺她。阿妈压着我、挡着我，日本人就刺到我的腿。我姑丈没被刺死，（日军）就去房间拿斧头砸他的头。”说着，萧招娣卷起裤腿，展示当年被日军刺伤的印痕。 “我都不知道母亲死了，一直在叫‘阿妈、阿妈’，好在邻居老阿娘告诉我说别叫，小心把日本人招回来。”萧招娣说。 没过多久，日军果然折返，逐一拍打倒地者的肩膀，确认是否还有人活着。“我不敢动，也不敢睁眼。”萧招娣说，趁着日军检查其他屋子，邻居带着她逃了出来。 日军检查后，又放火焚烧。“房子烧得‘噼噼啪啪’作响，到处都是被吓得飞跑乱窜的鸡鸭与猪只。”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资深媒体人陈驹腾多年后采访时，一名当时身处附近、亲眼看到天空被火光映红的人这样回忆。 “一夜之间能够杀1474人。”89岁的陈驹腾谈起余朗朗惨案，眼圈泛红。数十年来，他持续追踪、报道这场惨案。他说，这样一段惨痛历史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让后代了解当年日军侵略暴行给当地民众带来的苦难。 “日军屠完余朗朗村之后第二天，就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在旧市场排队。”当时居住在距离余朗朗村一步之遥的林福娣回忆，当时村民都吓坏了。“大家都很怕，看到都怕，听到都怕。” 林福娣回忆说：“以前（余朗朗村）那边很热闹，远近都有房屋，村里面的菜、家禽都拿到街场卖，后来发生那件事情，里面就一个人都没有了。” 余朗朗惨案震惊马来亚。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学者陆培春在其编著的《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中指出，当时日军屡屡借口向马来亚当地居民颁发“安居证”“良民证”等，引诱华侨集合到一处，然后一举杀害，“‘安居’又何之有？” 华人社群惨遭“扫荡” 余朗朗惨案并非孤案。惨案发生约两周前，林茂不叻士昆的郑生郎橡胶园内，年仅6岁的郑来被日军刺中四刀，目睹仅六个月大的弟弟被日军抛起后当空刺杀；余朗朗惨案同天，葫芦顶新村多地也同样发生日军残害当地平民的暴行…… “知知港余朗朗1474人，瓜拉庇劳港尾村675人以上、马口双溪镭至少368人……”据1988年出版的《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记录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仅1942年3月森美兰州各地发生约22起日军屠杀事件，近5000人遇害。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部主任、高级讲师陈是呈表示，据估算，马来亚日据时期的遇难者人数约为10万人。新加坡方面则指出，由于缺乏完整的书面记录，确切遇难人数至今无法确定。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林博史从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的日军档案中发现山下奉文所率领的第25军旗下的第五师团步兵第11联队第七中队的《阵中日志》。所谓《阵中日志》，是以日记形式逐日记录部队行动，并附有部队长检查意见的军事材料。这份档案中，日军毫不遮掩地记录下在森美兰州屠村经过，将普通居民称为所谓“不顺分子”“敌性分子”，将搜捕、包围和杀戮称为“扫荡”“摘发芟除”。 林博史表示，据这本《阵中日志》记载，日军在1942年占领新加坡并实施所谓“‘敌性华侨’剔出、处断”的“肃清”行动后，于当年2月底奉命对马来亚柔佛州以外地区“迅速实施治安肃清”。在余朗朗惨案发生前一天，日军将名为“知知”的地区及其周边称为所谓“敌性分子策源地”，下令组织多支“扫荡队”，从不同方向进入并实施搜索和“扫荡”。 “三月十八日……第一小队对本道右侧山地实施扫荡，主力沿本道前进，负责扫荡‘不顺分子’……本日刺杀数八七名”“三月十九日……附近是敌性分子的策源地，因此特别加强搜索和警戒。” 林博史认为，日军在马来半岛采取了一种可称为“预防性杀人”的方针，即将那些被认为“可能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预先杀害。 ▲8月28日，在马来西亚芙蓉市，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华人文史专家王亮杰展示《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张纹综 摄） “马来亚各地华人社群与中国抗战关联紧密，华人社群筹赈、义演、南侨机工等都引发日军高度关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华人文史专家王亮杰表示，日军在新马开展被称为“检证”或“肃清”的大规模搜捕与屠杀行动，主要针对被怀疑支援抗日活动的华人，但实际受害者也包括妇孺和老人等。“日军将纹身也视为可疑标志之一，甚至只是因为住在被日军视为‘可疑’的村落都可能成为屠杀的对象。” “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王亮杰这样概括。 “日本还欠我们一个道歉” 据当地史料记载，余朗朗惨案中仅有35人幸免于难。84年过去，当年的幸存者相继离世。 “这是萧文虎。”萧招娣指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人也是幸存者之一。停顿片刻，她又问：“不知道他还在吗？” 萧文虎曾生活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劳港尾村。日军制造屠杀时，他和家人被驱赶到村里广场，与其他村民排列在一起。日军持刺刀逐人刺杀，他的母亲奋不顾身抱紧儿子，用身体挡住刺刀。第二天醒来时，萧文虎才知道，自己身中五刀，却侥幸活了下来。 萧招娣不知道的是，萧文虎已经离世。 “这一代人以后，就没有幸存者能讲了。”当地前地方议员王重光说，“很难找了，基本都去世了。”他说，如今84年过去，当时仅8岁的萧招娣已是当地目前所知最后一位能亲口讲述这场惨案的幸存者。 时间会过去，亲历者会老去，但历史不能被忘却。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