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下课，硅谷没有永远的主人

文 | 氪研社 11月12日，英伟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8-K文件。 一项持续了33年的任职，在几页纸里结束了。 文件披露，董事会已于前一天接受黄仁勋辞去总裁、CEO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担任首席财务官13年的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CEO，73岁的哈维·琼斯被任命为董事长。 文件最后，签字的人是克雷斯。 英伟达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董事长，也第一次开始寻找黄仁勋之外的CEO。那个穿着黑色皮衣、在发布会上介绍下一代芯片的人，不再代表这家公司作最后决定。 公司此前已启动独立调查，但这份离任公告没有解释具体原因，也没有披露调查结论。有关黄仁勋为什么离开的完整叙述，还需要等待更多事实。 眼下，接班已经开始。 硅谷熟悉这样的场面。有人被自己请来的经理人架空，有人被曾经最信任的投资人要求离职，还有人刚被董事会赶走，几天后便回来重组了董事会。 创始人的功劳通常没有争议。真正发生争议的，是这份功劳还能不能让他继续掌权。 乔布斯，请来的人反了 1985年2月，乔布斯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庆祝30岁生日。 他穿着黑色礼服，埃拉·菲茨杰拉德为他唱生日歌，旧金山交响乐团的成员随后接过演奏。约翰·斯卡利也在场，起身向他祝酒，称赞他的技术远见。 这位CEO，是乔布斯亲自请来的。 两年前，斯卡利还是百事可乐的高管。乔布斯为了说服他离开，抛出了那道后来闻名世界的选择题：继续卖糖水，还是一起改变世界。 1983年，斯卡利接受邀请，出任苹果CEO。乔布斯则担任董事长，领导Macintosh业务。 这段关系看上去有很好的分工：乔布斯负责让产品令人惊叹，斯卡利负责让苹果成为一家更会经营的公司。 但Macintosh卖不动时，分工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1984年，乔布斯（左）与斯卡利展示Macintosh电脑。 1984年1月，Macintosh上市。图形界面和鼠标带来了全新的使用体验，却没有消除价格、内存和软件不足带来的障碍。最初一批爱好者买单之后，销售开始放缓。 Macintosh团队成员安迪·赫兹菲尔德后来回忆，市场部门曾预期，1984年假日季每月能卖出超过7.5万台，实际却连2万台都没达到。同年12月，撑起苹果约七成收入的，仍是Apple II。 产品代表未来，另一条产品线支付眼前的账单。这是两人争执的商业底色。 斯卡利多年后回忆，乔布斯希望给Macintosh降价，他则更看重Apple II带来的利润。争论很快越过了产品和预算，变成彼此对领导能力的否定。 乔布斯当初找来一个人管理苹果，等到这个人开始管理自己，他无法接受。 杰弗里·凯恩在2026年出版的《Steve Jobs in Exile》中写道，苹果人力资源负责人杰伊·埃利奥特曾安排两人到乔布斯办公室谈话。窗外下着雨，屋内的调解很快变成争吵。斯卡利指责乔布斯破坏管理秩序；乔布斯则说，自己后悔请他担任CEO。 说到最后，乔布斯哭了。 4月，斯卡利获得董事会支持，准备拿走乔布斯对Macintosh业务的管理权。 乔布斯决定先把斯卡利赶走。 机会似乎就在眼前：斯卡利计划于5月前往中国。乔布斯开始游说高管，打算趁他离开推动改组。他甚至把计划告诉了让-路易·加西——这位来自苹果法国业务的高管，恰恰是斯卡利考虑接管Macintosh的人选。 加西把消息告诉了斯卡利。 中国之行取消。5月24日，斯卡利在高管会议上与乔布斯摊牌。乔布斯没能获得足以扭转局面的支持，董事会此前作出的选择，也没有改变。 到5月底，乔布斯失去了实际经营权。9月，他辞去董事长职务，离开苹果。 30岁的乔布斯，在自己创办的公司里失去了位置。 后来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替当年的乔布斯鸣不平。NeXT、皮克斯、重返苹果，再到iMac、iPod和iPhone，仿佛每一步都在证明，1985年的董事会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但这中间有一段不太适合英雄叙事的历史：乔布斯离开后，苹果并没有马上垮掉。 斯卡利执掌公司的最初几年，Macintosh借助桌面出版市场站稳脚跟，苹果迎来一段不错的发展时期。他在渠道、营销和经营管理上的能力，确实帮助了公司。 到了1990年代，Windows生态壮大，苹果再次陷入产品和竞争困局。1993年，斯卡利失去CEO职位。此后，斯平德勒、阿梅里奥先后接班，也没能让苹果走出困境。 转机来自苹果急需的一套新操作系统。 1996年底，苹果宣布收购NeXT，乔布斯以顾问身份回归。1997年，他成为临时CEO。让他重新走进权力中心的，还有NeXT积累的技术，以及苹果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从失去经营权到重新掌舵，隔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乔布斯经历了产品失败、团队离散与重新创业，苹果则尝试了几任管理者。双方都付出了代价，才重新坐到一起。 董事会当然可以换掉创始人。难的是，换完之后，仍然得有人知道公司该往哪里走。 投资人翻脸，比谁都快 2017年6月20日，卡兰尼克在芝加哥一家酒店里，等来的两位访客并不在招聘计划上。 Benchmark合伙人马特·科勒和彼得·芬顿带来一封信，由五家重要投资机构支持，标题是《推动Uber前进》。 其中一项要求：卡兰尼克当天辞去CEO职务。 他原本是来面试高管候选人的。Uber急需补齐管理层，却先要更换负责招人的那个人。 这已经是卡兰尼克人生中极其艰难的一段时间。 2013年12月，卡兰尼克出席巴黎LeWeb大会。 一个月前，他的父母遭遇划船事故，母亲去世，父亲受伤。6月13日，他宣布暂时休假。在给员工的信里，他承认，公司要走向“Uber 2.0”，自己也需要成为“Travis 2.0”。 他还没有结束休假，CEO的任期就要结束了。 Uber的危机也已持续数月：员工对性骚扰及内部管理的指控、监管争议、与Waymo的自动驾驶技术诉讼，以及接连离职的高管，都在消耗公司。 卡兰尼克的进攻性，曾经很适合Uber的扩张。 进入一个城市，要同时争取司机、乘客和资金，还要面对出租车行业及监管部门。卡兰尼克习惯先冲进去，把规模做起来，再处理阻力。风险资本为这种扩张提供了燃料，Benchmark是其中重要的一家。 随着Uber变成估值数百亿美元的企业，同一种管理方式需要承受的后果也越来越大。纠纷会影响市场准入，内部问题会带走人才，持续的争议则让公司难以建立稳定的经营预期。 投资人开始要求换人。 据《纽约时报》对酒店谈判的还原，卡兰尼克起初拒绝接受。他联系董事阿里安娜·赫芬顿，征询意见。赫芬顿建议他认真考虑信中的要求。 几小时的争论之后，卡兰尼克同意辞职。他在声明中表示，接受投资人的要求，是希望Uber能够重新专注业务，避免另一场争斗。 他仍然持有股份，也保留了董事席位。创始人、股东和CEO这几个曾经重叠的身份，从这一天开始分开。 颇有意味的是，在卡兰尼克离任后，Benchmark的比尔·格利又公开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 这份赞美并不妨碍换人的决定。 在投资人的判断里，卡兰尼克可以继续是那个改变了出行行业的人，但Uber的下一阶段，需要由别人负责。对卡兰尼克而言，他争取的是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对推动离任的股东而言，调整已经意味着更换他本人。 Uber的扩张方式并非一夜形成，资本也分享过它带来的收益。等到代价集中显现，创始人和投资人对于该如何收场，终于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 随后，达拉·科斯罗萨西接任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