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OpenAI、字节等科技巨头为何都要插手制药？

文 | 商隐社 最近读了一本关于制药的书，其中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惊： 尽管大型制药公司付出了巨大努力，但21世纪猎药的主要技术跟500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煞费苦心地从数量庞大的混合物中抽样做实验，希望能有一种是有效的。 当然，作者写下这些话的时候AI制药还没像今天这样火热，我不禁想，AI制药能改变这种状况吗？ 然后这几年一些科技巨头，比如OpenAI、Anthropic、字节、英伟达、Meta、华为等都不同程度地踏入了制药行业，他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科技巨头“药不能少” 2025年12月，华为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叫制药军团。前几天，在第十一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华为制药军团总裁樊杰对行业喊话：“华为不做药，也不做管线，定位是医药行业AI的赋能者。” 这番话引来了不小的议论。 不只是华为，今年以来，很多科技巨头都加大了在制药领域的布局。 比如OpenAI，4月发布生命科学模型GPT-Rosalind，能用来加速药物发现；同月与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计划今年底将AI部署到制药各环节；9月领投主打“让失败药物”复活的初创公司Biossil；10月宣布收购AI药物开发协作平台Orchestra Bio。 而相比OpenAI，Anthropic今年在制药领域更为激进： 4月以4亿美元收购了只有不到10人的AI生物技术初创公司Coefficient Bio；同月任命制药巨头诺华CEO瓦斯·纳拉西姆汉为其董事会成员；6月发布面向科学家和制药企业的专属AI产品Claude Science；9月在旧金山湾区建成一座实体生物实验室。 还有谷歌DeepMind旗下的Isomorphic Labs，在制药领域起步更早，走得也更远，其AI设计的癌症药物即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Isomorphic Labs在5月份完成21亿美元的B轮融资，刷新全球AI制药单笔融资纪录，近期又传出其正在寻求新一轮融资，估值达400-500亿美元。这一估值放在传统制药企业中，已是中等跨国药企的水平。 字节也在6月份将AI制药业务分拆为独立公司Anew Labs。三个月后，Anew Labs完成2.9亿美元首轮融资，投后估值约15亿美元。 为何科技巨头都要插手制药？以及，AI到底能给制药带来多大改变？ 制药到底有多难？ 之所以关注到AI制药领域，是因为我最近读了《猎药师：发现新药的人》这本书，作者唐纳德·R·基尔希是一位从业35年的资深猎药师。 猎药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从事新药发现与研发的科学家，让药物从无到有。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震惊到我了： 尽管大型制药公司付出了巨大努力，但21世纪猎药的主要技术跟500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煞费苦心地从数量庞大的混合物中抽样做实验，希望能有一种是有效的。 这并没有太过夸张，因为时至今日，药物的发现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运气和意外。 这是为什么呢？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汽巴—嘉基公司（Ciba-Geigy，现在隶属于诺华制药）计算了全宇宙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数量：3×1062。 这个数字意味着，为了研发某种药物，即便每秒钟试验1000种化合物，直到太阳的能量燃烧完，所试验的种类也只有这个数字的冰山一角。 把人类送上月球或者研发原子弹这样的事虽然困难，尚且有成熟的科学方程式、工程原理和数学公式，计算出到达月球所需的燃料和原子弹所需能量。 但药物研发只能在不计其数的化合物中反复筛选试错，找到能作用于靶标（和疾病发生关系最密切的生物分子）的化合物作为候选药物； 再就是要进行临床前研究，即在实验室和动物身上证明所选药物能够安全、有效； 然后要在人体进行临床三期试验，确保其在数百至数千患者身上安全且有效； 最后还要等待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批通过后才能上市。 有一组数据能证明新药诞生的难度之大：研发人员上报的医药研发项目只有5%能得到管理层的批准，在这些被批准的项目中，只有2%能研发出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可的药物。 也就是说，药物研发成功的概率只有0.1%。 所以，药物研发存在一个“双十定律”，即 一款新药从实验室研发到最终上市,平均需要10年时间,投入超过10亿美元。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本书叫《巴别塔图书馆》，书中将宇宙设想为一个由无数六边形房间组成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每个方向都无限延伸，每个房间都装满了书，每本书里都包含了随机组合的字母，没有任何两本书是相同的，书中偶尔碰巧才会出现一句有意义的话，这些书被称为“真理”。 在博尔赫斯笔下，图书管理员在巴别塔图书馆中穿梭探寻，希望能找到真理，但大部分人穷尽一生却一无所获，看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字母。 这也正是大多数猎药师的境遇，基尔希在书中提到，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都毕业于一流研究型学府，在配备高科技设备的顶尖实验室工作，穷尽毕生精力研究各种生物活性分子，最终却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任何能安全有效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化合物。 因此，药物发现史上成功的猎药师往往具备四项基本要素： 金钱、耐心、创造力，以及非常重要的运气。 药物研发的偶然与必然 那些深刻影响人类的药物——阿司匹林、青霉素、西罗莫司、口服避孕药、伟哥等同样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青霉素诞生的故事。 那是在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用琼脂平板技术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时，由于外出时没关窗户，回来发现琼脂平板上长了真菌，而且真菌周围没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弗莱明据此猜测这种真菌会产生一种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毒的物质。 他把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然后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青霉素能杀死多种病原菌，于是发表论文公布他的发现。 故事到这里其实才刚开始，因为伟大的实验室发现并不意味着能产生有用的药物。 由于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培育真菌的成熟方法，青霉素很难量产，再加上弗莱明最初应用青霉素时用的是外敷而非口服、注射，药效并不好，青霉素在发现后的10年间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后来二战爆发，急需更有效的抗菌药物，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柴恩两位科学家偶然发现了弗莱明的论文，于是对青霉素进行了提纯，纯度更高的青霉素药效更快更强，让医院意识到这是一种“灵丹妙药”。 其实弗莱明之前也尝试过提纯，只是他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提纯效果不明显。而柴恩在提纯方面经验丰富，弗洛里负责病理和整体统筹，还有其他技术专家的参与，让弗莱明的发现又前进了一大步。 青霉素变得供不应求后，默克、施贵宝、辉瑞、雅培、礼来等大型制药公司加入进来，开始探索提升青霉素产量的方法，最终使其成为史上最知名的药物之一。 在青霉素诞生过程中，弗莱明提供了创造力和运气；后来者弗洛里和柴恩在青霉素研究停滞10年后又通过提纯把青霉素拉入人们视野，显示了药物研发的耐心；辉瑞、默克等大型制药企业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投入巨大成本推动青霉素量产，补上了金钱这个要素。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接力，渐渐凑齐了把青霉素推上历史舞台的四块拼图。 药物发现史上，这样交织着偶然与必然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最新的“药王”替尔泊肽。 替尔泊肽主要用于糖尿病和减重，2025年全球销售额高达365亿美元，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推动制药巨头礼来市值突破1.3万亿美元的重要因素。 替尔泊肽能同时激活GIP和GLP-1两种肠促胰岛素，而之前同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