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保护中的权利边界与文化延续——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及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2026年11月07日 13:25 来源：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中心 数字化正在改变非遗被保存、传播和利用的方式。当传统技艺、民间艺术和仪式活动进入数据库、网络平台与商业开发的流程，文化的传播范围随之扩大，围绕它们的权利关系也变得复杂。谁能够决定资料的使用，谁应当分享开发收益，原有的传承群体又处于什么位置？这部著作抓住了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将数字化的技术进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要求联系起来，考察二者如何发生冲突，又如何寻求协调。 这一讨论首先建立在对非遗自身特点的认识之上。非遗形成于长期的共同实践，也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变化，其保护方式需要回应具体的文化环境和发展条件。书中比较庆阳香包、兰州牛肉面与花儿等项目，说明已有市场基础的非遗与传承困难的非遗，需要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支持。这种区分使全书的讨论有了现实依据。本书作者既重视非遗的公共文化价值，也肯定来源群体获得经济回报的正当性，认为合理商业开发能够为传承提供必要条件。文化价值与传承者的现实利益，由此被放在一起考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与限度逐渐显现。著作权、专利权等制度可以鼓励创造、规范利用，但非遗的集体积累、长期流传和持续变化，也使权利主体认定、独创性与新颖性判断、保护期限设置等问题更为复杂。书中对不同保护方式的分析，较好地呈现了这种不完全契合。尤其是对扫描图像、三维模型能否构成作品的讨论，将抽象的权利问题落实到了具体对象：仅凭数字化技术准确复制既有作品，并不当然产生新的著作权，关键还在于成果是否具有独创性。 数字化又为这些原有问题增加了新的层次。采集者、数据库建设者和商业平台参与之后，资金与技术投入容易成为分配权益的重要依据，而来源群体长期积累的文化贡献可能受到忽略。本书由此进一步关注数字化过程中的参与和决定权。其中，对文化敏感资料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如秘鲁“马铃薯公园”的数据库将部分资料限制在社群内部使用，说明文化保存与公开传播可以采取不同安排。数字化保护在提高保存与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应尊重相关群体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选择。 这些分析为“协调”提供了具体方向。作者由此提出公法主导、私法辅助、公益诉讼补充的保护结构，同时强调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运用不同法律工具，并以私权为公共权力划定边界。其用意是让公共保护责任、传承群体的利益和必要的救济途径彼此衔接。群体代表登记、专门的收益分配机构，以及先支持保护传承、再合理分配剩余收益的安排，则把原则推进到实施层面。数据库、检索规范和标准体系的讨论，也使法律设计与数字化建设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 在后记中，作者回忆了在云南考察普洱茶制作技艺数字化保护的经历。一位传承人提醒她，制茶需要听声音、闻气味、摸手感，这些经验很难完整地呈现在录像中。影像能够记录工序，技艺中的判断与经验，却仍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授。这一细节呼应了贯穿全书的关切：文化资料得到保存之后，如何为实际的传承创造条件。 数字化项目对长期传承的作用，需要持续观察；群体代表如何产生、收益分配如何接受监督，也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本书的价值，在于将这些具体问题与非遗的文化特点联系起来，既分析技术应用带来的权利变化，也探讨保护、利用与救济如何相互配合。评价数字化保护的成效，因而需要兼顾资料保存、传播范围与传承条件：相关群体能否参与决策、合理受益，技艺能否继续被学习和传授，都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全书由此将对技术应用的讨论，引向了对文化如何持续发展的思考。 作者：朱胜利 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