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

1959 年，当查尔斯·珀西·斯诺 (Charles Percy Snow) 在剑桥大学发表雷德讲座时，他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凭借明智的坚韧，他已经达到了英国社会的上流社会，对于一个来自莱斯特郊区的中下阶层家庭长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终点站。他是在工匠和劳工的包围下长大的，还有一个疏远但和善的父亲、三个亲爱的兄弟和一个令人窒息的母亲。但到了他 55 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发表剑桥演讲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斯诺住在伦敦著名街区伊顿台唯一的一栋红砖建筑里，平静地发表关于书籍、政治和科学的权威观点。令他高兴的是，他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人，他的观点值得一听。在他一生中以惊人的篇幅阐述的许多观点中，只有他在剑桥演讲中引入的短语仍然具有相关性：“两种文化”。几年之内，他的术语就变成了普通话，并且在一生之后仍然被那些从未读过斯诺的字的人引用。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过度使用，它的原始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因此今天这两种文化相当温和地提及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区别，引起人们对两种显然不可通约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关注。但这只是对斯诺实际言论的粗浅解读。他对两种文化的真实看法与现在记忆中的截然不同。它引起了一致的评论。许多人称赞他对我们如何探究世界的简洁阐述。但有人认为它如此迟钝，如此严重地体现了时代的症状，以致于公众对此做出了猛烈的反应。这个人就是剑桥英语学者F·R·利维斯。斯诺演讲三年后，他发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反驳，其中他称斯诺是“荒谬而险恶的荒谬”。斯诺和利维斯这两位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代表着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传统，之间的这场对抗得到了比它幸存下来的陈旧短语更根本的东西：我们对生活最深刻和冲突的气质。根据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的说法，C·P·斯诺和蔼可亲，而且相当缺乏幽默感，是那种很高兴在谈话中听出笑话但又不会被发现自己讲笑话的人。鉴于他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工作能力，他几乎可以与一台计算机相比较。斯诺的大秃头、过多的下巴和放大了大而困惑的眼睛的厚厚的眼镜，是漫画家的成熟素材。 《私家侦探》杂志甚至进行了一项不怀好意的民意调查，询问读者“C·P·斯努德”是否是当今最丑陋的公众人物（斯诺立即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并获胜；遗憾的是，民意调查结果从未公布）。但嘲笑是名誉的代价，对于具有阶级意识和头衔的斯诺来说，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他的名字最近被年轻的女王授予了爵士头衔）。 1959年，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陌生人与兄弟》已经写完了大部分。他出版了最终的 11 本书中的 7 本书，追踪了他的影子刘易斯·艾略特 (Lewis Eliot) 的生活，刘易斯·艾略特花了很多时间处理冗长的官僚争吵，有时在政府，有时在大学（斯诺创造了“权力走廊”一词）。该系列的第八部分，名为《事件》，在斯诺发表演讲时刚刚结束。它的结尾包含了一段不朽的文学台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斯诺的主旨：“明智的人”，一个人物冷酷地宣称，“通常会得出明智的结论。”1959 年 5 月 7 日，当斯诺走上讲台时，他开始向挤在剑桥庄严参议院的雷德讲座的与会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观点。他将演讲的标题定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放弃了原来的标题“富人和穷人”）。尽管这次活动享有很高的声望，斯诺并没有理由期望他的演讲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两年多前，他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大致相同的论文，但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现在这个想法已经找到了时机，令斯诺自己惊讶的是，他召唤了一场风暴，让他的名字传遍了各大洲。演讲内容本身就具有爆炸性，即使是以一种无敌谦虚的语气进行的。斯诺告诉听众，尽管他不再是一名执业科学家（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接受过物理学家训练），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科学发展。但他带着高兴的自我好奇心指出，他的职业是一名正在工作的、广受赞誉的小说家。 （有时受到过度赞扬：乔治斯坦纳曾经说过，《陌生人与兄弟》使斯诺成为了普鲁斯特的同辈人。）斯诺声称，这种不寻常的二元性生活在他的一生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