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生：家长无权强送孩子到戒网瘾机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 发于2026.8.24总第124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戒网瘾机构又一次上了热搜。 8月16日，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被依法关停。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最近持续引发舆论关注的，是部分成年人也被父母送入了戒网瘾机构：21岁女生被父母送入戒网瘾机构，原因是她交了一个父母不认可的男朋友；22岁的优等生也被送进去，因为其人生规划没有按照父母所预想的方向走。 在公众的理解中，成年人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应是这类机构的受众。父母为什么能送他们进入戒网瘾机构？机构又为什么敢接收？此类机构为何能够频频逃脱法律责任，屡现不止？ 陈永生 图/受访者提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在此类案件中，若戒网瘾机构触碰法律红线，受害者是否成年对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影响并不大。同时，父母是否具有监护权也不应成为追责的障碍。情节严重时，父母和机构可能构成共犯。 该当何罪？ 《中国新闻周刊》：从目前已经曝光的各类戒网瘾机构的行为来说，你认为相关责任人触犯了哪些法律？ 陈永生：可以从戒网瘾机构的行为链条来拆解。 有的戒网瘾机构在抓人时，会冒充国家公职人员将受害人强制或诱骗到学校。根据我国刑法第279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有的戒网瘾机构将孩子封闭起来，使用了严重暴力，导致其重伤甚至死亡。这个过程中戒网瘾机构的相关人员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如果有用鞋底打耳光等侮辱人格的体罚或殴打行为，还涉嫌侮辱罪。 另外，除了戒网瘾机构，父母也有可能承担责任。如果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的协助劝说下，没有完全违背其本人意愿，被送到戒网瘾机构，而且在机构里没有受到虐待和严重伤害，可以认为不构成违法。如果孩子没有同意，父母的行为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即便孩子未成年，父母有监护权，也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等法律责任。 而对于已满18岁的成年人，父母已经没有监护权了，只要违背成年人的意愿把他送到类似机构，首先涉及民事上侵犯人身自由权，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如果成年人被关时间比较长或者情节比较严重的话，父母也涉嫌非法拘禁罪。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非法拘禁罪属于刑事责任，必须是情节严重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情节不严重，则需要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第3款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视情节处以不同程度的拘留和罚款。民法典第1011条规定，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拘禁罪，相关机构和人员需要同时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在实践中，如何判断戒网瘾机构达到了“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拘禁罪？ 陈永生：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施行，虽然其主要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非法拘禁罪的标准，但我认为对于其他主体而言也具有参考价值。 其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涉嫌几种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绑等恶劣手段，或者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非法拘禁，造成被拘禁人轻伤、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情节严重，导致被拘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非法拘禁3人次以上的；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没有违法犯罪事实的人而非法拘禁的，以及其他非法拘禁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另外，刑法第238条对非法拘禁罪的法律责任划为3档：3年以下有期徒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具体是否构成犯罪、情节是否严重、应该划在法律责任的哪一档，通常是根据拘禁人数、时间长短和造成后果判断，比如拘禁1人、时间不长，或者没有造成死伤等严重后果，可认为情节一般。 为何屡现不止？ 《中国新闻周刊》：就已有案例来看，大部分戒网瘾机构限制人身自由的学生都在几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也通常采用殴打、侮辱等手段。按理说不存在法理上认定非法拘禁罪的障碍，但现实中受害者在报警立案时却困难重重。有受害者表示，在报警立案时常因为跨省市管辖问题受阻。据你所知是否如此？ 陈永生：如果孩子从A地被强制性抓上车，驾驶到了B地的戒网瘾机构，就非法拘禁罪来说，强制带离和关押都是犯罪行为，也就是说，犯罪行为从A地持续到了B地。这个时候A地、B地的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通常由最先受理地的公安机关来管辖。 但是为了便于调查取证，最好的管辖地是戒网瘾机构所在的B地公安机关。 《中国新闻周刊》：但受害者即使向戒网瘾机构所在的主要犯罪地报案，也经常因为在机构时手机被收而很难留存关键证据，仍有可能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这又是为什么？ 陈永生：在我看来，部分地方的公安机关可能存在消极懈怠履职的情况。如果案件有被害人陈述，有其他孩子的证言相互印证，尤其是有诊疗记录的话，证据相对比较充分，公安机关应该先立案。因为只有立案才能采用侦查、询问手段；如果不立案，案件就进入不了司法的大门。 如果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或者存在与戒网瘾机构勾连的嫌疑，受害者可以向检察院和监察委员会提起控告，要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或者追究当地警方的徇私枉法罪等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机构近年来频繁被曝出问题，但最终被追责的通常是教官等暴力直接施加者，机构负责人有可能改名、改地重新开张。这是不是此类机构屡现不止的另一个原因？ 陈永生：就殴打等行为而言，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很多机构负责人都是容忍甚至放任的。所以如果同一机构出现多名孩子被殴打，造成轻伤、重伤甚至死亡，机构的校长、教导主任等管理层，至少有间接故意的心态，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如果此类机构一直如雨后春笋般屡现不止，说明当地公安以及给此类机构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极作为。必须出现一起严打一起，并禁止相关人员再次成立类似机构、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 父母成维权堵点？ 《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2月，一对成年双胞胎兄弟被送入戒网瘾机构，遭遇殴打虐待，哥哥被迫自残求救。对于该机构的做法，当地警方称“父亲自愿送机构，属于家庭纠纷”，未予立案。这一说法是否立得住？ 陈永生：立不住。即使是家庭纠纷，如果触犯刑法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不过，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在办案时确实会考虑，戒网瘾机构是受父母之托，如果追究戒网瘾机构责任的话，可能也意味着要追究父母的责任。 部分公安机关认为，父母和孩子毕竟是一家人，追责可能导致孩子和父母一生都成为仇人。而且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没有经济来源，日常还需要父母抚养。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还认为，即便孩子已经成年，但如果其经济没有独立，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如果父母真的被追究刑事责任，孩子会失去生活来源。而且犯罪记录一旦形成，孩子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只要追究戒网瘾机构责任，父母就必然会承担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