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模式，困住3.23亿中国老人

文 | 长青研究社，作者 | 叶凌慧，编辑 | 吴佩蔚 2026年7月25日，罗永浩在社交平台 反映：他给家中老人两度更换新款电视，即便开启“长辈模式”，老人仍无法独立操作，最终只能退回老式IPTV机顶盒。次日上午，罗永浩怒斥电视机厂商的词条登上热搜。 话题评论区，类似的吐槽不在少数 ——放大字号后广告弹窗依旧、老人误触后找不到返回路径。 数据揭示出更广泛的矛盾。 据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达1.61亿。工信部2024年1月数据显示，已推动超过1.4亿台国产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完成适老化改造。然而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智能电视日均开机率已从2016年的70%降至2022年的不足30%。 适老化改造覆盖面持续扩大，但核心终端产品的实际使用率不升反降。 两组数据之间的背离，指向一个清晰的事实：当前的“长辈模式”并未真正解决老年人的使用困境。 适老化改造推行五年，“长辈模式”已成行业标配，问题为何依旧突出？ 2021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明确电视应设置“简捷模式”。2025年8月，该协会再颁《适老化电视人工智能技术要求》，将适老体验细化为视听友好、交互友好、安全与健康友好三大维度。 两次标准迭代，目标一致：降低智能电视的操作门槛。 标准在细化，产品端的回应却异常单调。 据红星资本局2026年7月咨询小米、华为、海信、创维、长虹等多家品牌客服，所谓的“长辈模式”大同小异：整体界面相对简洁，字号和字幕放大。若想开机直达常规电视直播界面，需要用户单独设置，且各品牌均暂不支持远程遥控功能。 本质而言，厂商做的是“加法”——在原有操作系统上叠加一个界面皮肤层，而非做“减法”，即重构一套真正适配老年人的纯净操作逻辑。底层菜单未改，商业入口未减，“长辈模式”终究只是视觉层面的微调。 这套“加法逻辑”实际效果如何？ 中国家电网2022年发布的《2022国内市场适老化电视调研报告》显示，1191位老年受访者中，49.6%的人“开机后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28%的人“设备多，不知道怎么切换”，20.9%的人“操作复杂，不知道怎么找想看的内容”。 华商报2025年11月的一则报道提供了更具象的样本。68岁的刘阿姨独自生活，家中65寸小米电视屏幕盖着一块布——“去年儿子给买的新电视，不会用又怕落灰”。儿子教过步骤，但“自己一动手就忘了”。记者现场操作发现，想看电视直播，需先等待15秒开机广告，再按9次按键进入信号源，最后选择“HDMI 2”。中间按错一步就得返回重来，切换频道还需使用第二只遥控器。更令老人无所适从的是，系统自动升级后，界面和按钮位置一旦改变，此前好不容易记下的操作步骤便全部作废。 这样一套只做视觉“加法”、不做逻辑“减法”的“长辈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适老化设计，它更像是一种敷衍的“表面关怀”。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伪适老”模式并非电视行业独有，在手机App、智能家居乃至线下公共服务中，相似的故事正在反复上演。 既然技术层面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障碍，那究竟是什么，让产品方既不能，也不愿去做一套真正贴合老年人需求的长辈模式？ 电视行业的困境，从来不是做不出好产品，而是好产品与好生意之间，厂商选择了后者。“长辈模式”流于表面，根源正在于此。 商业意愿的缺失，首先体现在利润天平上。 TCL电子2025年年报显示，集团全年收入1145.83亿港元，大尺寸显示业务毛利率仅16.8%，而互联网业务毛利率高达56.4%，贡献了17.53亿港元毛利。 卖一台电视硬件的利润，不及电视端“流量生意”毛利的三分之一。 硬件生意本身还在萎缩。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2763万台，同比下跌10.4%，创近十年最低纪录。当硬件利润微薄、市场规模持续缩水，互联网服务便从“额外收益”变成了“利润支柱”。 厂商不仅没有动力简化操作，反而有充分的动机让用户在系统里停留更久、点击更多。 产品设计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服务于这个目标。 2025年1月，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抽样监测显示，国内主流品牌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平均时长42秒，最长86秒。据勾正科技发布的《2025年中国家庭智能大屏行业发展白皮书》，OTT智能大屏广告全年收入约324亿元。开机先放广告，首页铺满付费推荐，直播入口沉入多层菜单底层。操作路径每延长一步，广告曝光和会员转化率便随之攀升一层。 智能电视早已从“观看终端”异化为“流量入口，用硬件获客，用后向收费变现。 更棘手的是，这套盈利模式已固化为一个紧密咬合的利益共同体。 从牌照方、内容集成商到终端厂商、广告代理，每一环都从开机广告和会员分成中分润。据钛媒体此前调查，会员收入中约30%需分给集成播控方；国家广电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IPTV与OTT收入合计266.69亿元。任何一家终端厂商若想单方面推出“无广告、直达直播”的适老电视，要说服的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整条产业链。各方均从现有模式获益，系统内部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 监管同样难以打破这个闭环。 2021年发布的《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仅为团体推荐性标准。2025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项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标准从团体升级为国标，但“推荐性”性质未变，既不强制，也无罚则与验收抽查机制，厂商叠加“长辈模式”界面即可满足形式要求，底层操作逻辑的重构始终未被纳入强制范畴。 App端遵循同样的逻辑。 极致好用的“长辈模式”意味着更短的使用时长和更少的广告曝光，直接触动了互联网产品的核心命脉。厂商还忌惮“模式溢出”，如果“长辈模式”足够便捷，年轻用户同样会选择逃离复杂的主界面，这将进一步侵蚀其商业根基。 利润倒挂让厂商不愿动真格；产业链分润结构让厂商不能独自改变；监管软约束让外部力量压不住底线。三重力量互相锁定，构成了“长辈模式”“伪适老”困局坚不可破的商业逻辑 。 这套“伪适老”长辈模式的反噬，正沿个体、家庭、行业三个层次逐级传导，每一层都是下一层的放大器，最终反噬厂商自身。 最底层的伤害发生在个体认知层面。 2025年8月发表于《BMC Geriatrics》的一项跨国研究，整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和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三大数据库，覆盖39190名参与者的数据发现，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率高达96.2%，远超美国的52.1%和英国的33.5%；在调整年龄、性别、教育等协变量后，数字排斥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中国老年人孤独风险增加22%。针对5941名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的研究进一步揭示： 数字排斥不仅直接负向影响认知功能，还通过社会隔离和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加速认知衰退。 这一结果在行为学上对应的正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习得性无助”，老人将失败归因于自身衰老而非产品缺陷。一旦归因固化，他们便从“不会用”退化为“不敢用”，主动规避手机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等全部数字场景，最终完成对数字生活的系统性自我排除。 个体层面的自我排除，随即向家庭关系蔓延。 “数字反哺”本是代际互动的天然纽带，子女教父母使用智能设备的过程，通常承载着陪伴与耐心的情感交流。但当教会父母操作一台电视需要反复演练十几个步骤，且系统自动升级后界面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