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零，重新出发：一位投资人的认知重构

人物简介 上官鸿，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Research Scholar），拥有二十余年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及资本运营经验。曾任君联资本合伙人，长期专注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跨境投资及中国企业全球化，参与投资并陪伴成长的企业包括 哔哩哔哩 （Bilibili）、 瑞幸咖啡 （Luckin Coffee）、 布鲁可 （Blokees）等。加入君联资本之前，她曾在中国传媒行业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负责资本运营与产业并购；2012年前后主导完成一宗估值近14亿元人民币的并购交易，被视为当时中国传媒与互联网游戏产业融合领域的标杆案例之一。近年来，她持续围绕全球资本市场、中国企业全球化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开展研究与交流，曾受邀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峰会、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中国峰会、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论坛等国际高校活动的演讲嘉宾及创业赛事评委。 2025年初，她来到纽约，以访问学者身份重新回到课堂。一年多来，她往返于大学课堂、创业公司、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试图回答一个愈发重要的问题：当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企业如何真正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在她看来，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不再只是市场扩张，而是一场关于认知、组织与信任的重构。 第一部分 从投资人到学习者：一次认知的归零 Q1 从投资人到访问学者，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选择重新开始？ 钛媒体 ： 您已经拥有二十年的投资和并购经历，也取得了不少职业上的成绩。为什么还会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来到美国，重新成为一名访问学者？ 上官鸿： 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在投资行业——从上市公司资本运营，到大型并购，再到风险投资。我有幸经历了中国互联网、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高速发展的年代，也陪伴过不少创业者成长，见证中国企业从学习国际经验，到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再到走向全球。来美国，既有职业发展的考虑，也有个人的原因：年轻时我曾两次想来美国读书，都没能成行，这件事在心里搁了很多年。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在中国成功；未来二十年，我们必须回答的，是如何在世界成功。 这两个问题看似只差几个字，背后的逻辑却完全不同。过去，我们更多关注产品、市场、渠道、资本和增长；今天，一个企业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商业竞争，还有地缘政治、技术变革、监管体系、文化差异，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竞争的边界，已经从一个市场，扩展到多种制度、多种文化和多套规则。如果继续只站在熟悉的环境里思考全球化，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把中国经验复制到海外”。但全球化不是复制，而是理解。 所以我选择来到纽约，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把自己重新放回学习者的位置：走进课堂，和不同国家的教授、创业者、投资人交流，观察美国的创新生态，也观察不同文化如何影响商业决策。此前我因公务来过美国很多次，但真正住下来，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对我来说，这一年最重要的，不是获得新知识，而是重新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投资人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看错一个项目，而是用昨天的方法理解今天的世界。所以我把这次来美国，称为一次“归零”。归零不是否定过去，而是承认过去的成功并不能自动回答未来的问题——保留经验，但放下经验带来的惯性。 Q2 这一年，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钛媒体 ： 您提到“归零”。过去一年，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上官鸿：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投资企业；这一年，我开始重新投资自己。 以前，我每天都在判断别人——判断一个行业有没有机会，判断一个团队值不值得投资，判断一家企业未来五年会不会成长。来到美国后，我忽然发现，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会因为一份履历就相信我。每一次交流，都要重新建立信任；每一次合作，都要重新证明价值。 这种感觉其实很珍贵，因为它让我重新回到了创业者的状态。很多投资人习惯评价创业者，但只有真正走进一个陌生环境，你才会重新体会到他们每天面对的不确定性：要学习新的表达方式，理解新的文化，建立新的关系，也要接受别人对你的陌生。 我在哥大旁听不同学科的课程，也参加了很多创业活动和企业交流。吸引我的，不只是知识本身，而是一种开放讨论的氛围。课堂上，教授讲教授的，学生问学生的，而教授会认真地听——一个好问题，有时比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他们并不急于告诉学生该怎么想，而是不断追问：你为什么这样想。我们过去更习惯“想清楚了才敢说”。这种允许试错、鼓励表达的氛围，对投资人尤其重要，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不断面对未知——一个投资人一旦失去好奇心，也就失去了未来。 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的孩子吃饭，她十九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她说，在美国，就是让你好好做自己。那一刻我几乎要掉下眼泪——一个人能够做自己，然后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是多么幸福。这一年我越来越确信，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不断累积身份，而是不断获得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未来最大的竞争，也许不是经验的竞争，而是学习能力的竞争。 Q3 您提出“认知出海”，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出海有什么不同？ 钛媒体 ： 您最近经常提到一个概念——“认知出海”。这是什么意思？ 上官鸿： 这是我过去一年思考最多的问题。 过去很多人谈中国企业出海，更多关注商业层面：把产品卖到海外，设立办公室，招聘当地员工，搭建供应链。这些当然都重要，但它们属于企业行为，而不是全球化本身。决定一家企业能不能成为全球企业的，不只是产品，而是创始人的认知边界。 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真正的全球化，不是企业先走出去，而是创始人的认知先走出去。我把它称为“认知出海”（Cognitive Globalization）。 过去一年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个国家的商业体系，是建立在它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之上的。在美国，很多企业和机构讨论的，不只是今天能赚多少钱，而是五年、十年之后，这家公司是否仍然值得合作；大学、创业者、投资机构、家族办公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规则、透明和长期信任之上的协作生态。这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企业需要学习的，也许不仅是海外市场，还有不同国家背后的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商业语言、消费心理、法律体系和组织文化。成功的全球化，不是复制，而是融合。如果创始人的世界观没有全球化，企业就很难真正全球化。所以，“肉身出海”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认知出海——只有真正理解世界，才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 从效率竞争到复杂性竞争 Q4 您提出“复杂性竞争”，认为世界正从效率竞争进入复杂性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钛媒体 ： 您提出，世界正在从“效率竞争”进入“复杂性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上官鸿： 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企业成功的逻辑其实相对清晰：谁生产得更快，谁把成本做得更低，谁建立起更高效的供应链，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率意味着规模、成本和速度。中国企业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快速迭代的市场，以及极强的执行力。 但今天，仅靠效率已经不足以回答未来的问题，因为世界本身变了。一家企业面对的不再只是消费者，而是同时面对监管、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地缘政治、资本市场、文化差异，以及不同国家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过去，企业只需要解决商业问题；今天，它必须同时解决商业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和信任问题。